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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一pp有一家刊物约稿

发布时间:2020-05-22 09:23:47 编辑:笔名

有一家刊物约稿,希望能谈谈对于探索文学的看法。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因为,一说到探索,马上就会想到创新。现在文学上不强调探索了,与此相反,从上到下,都非常强调创新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其实探索也就是创新。

说心里话,在生活中,我们深受创新之累。本来探索、创新都是最好的事,可是一旦变成任务了,上级要来监督指导了,不创新要受到批评或处分了,事情就麻烦了。就拿我的工作来说,我是编报纸副刊的,过去那么多好的副刊,现在为什么大都不见了?原因无他,都给创新创没了!为了要新,就去学别人,就把自己过去没有的搬来,就去找一批陌生的、不合本刊风格的作者,再刊登大量过去从来不愿容纳的文章样式,于是,新奇古怪,面目全非,领导一看,有变化,有创意,不错!好!创新任务完成了。可是,多年积累起来的优势也没了。过后一看,几乎所有的报纸副刊,都成了大同小异的“白领副刊”!目的是为了新,为了与过去不同,结果呢,与别人雷同了,与自己不同了,自己的个性没了,生命力也没了――几乎大家都没什么生命力了。这就是我说的创新之累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?在于:新,不等于“不一样”。现在所创的,大都不是新,只是“不一样”而已。而不一样是最容易的。真正的新,要合乎这几条:

1、当然也要“不一样”,完全一样,就是“不新”,但这还不够。

2、要新得有道理,这道理有内外两层:内,是附合自己的个性特征,是真正把自己原来还没发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;外,是真正附合外在的需要,而不是凭空设想,硬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给外部。

、要“可持续发展”。一般说,真正新得有道理了,大致就能持续发展了,也就是有一定的生命力。但这要经过实践检验,要经过时间的检验。不能自己说了算,当然更不能由领导说了算。

总而言之,创新和探索,最怕的就是像《红楼梦》中的两句诗所写的:

“一声震得人方恐,回首相看已化灰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探索,我以为,最大的价值,就是打开了大家的思路,开拓了创作的视域,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条条框框,这使整个文学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。在儿童文学界,文学探索迅速地冲决了“教育工具论”的框框,过去的极左思潮投射到文学上所形成的种种框框,在形形 的文学探索面前,再也摆不出架势了。在这一点上,当时的创新是功不可没的。

然而,探索者往往是牺牲者,是过渡者。这是因为,他们往往要腾出手眼,故意地与过去那些东西“对着干”,而这正是文学创作的大忌。文学创作――我指的是具有真生命的最好的创作――是必须全力以赴,全身心地投入,使尽浑身解数,调动起自己的全部积累和潜力,才有可能成功于万一的;腾出手眼另顾一路,要还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功,那除非是才大得不得了的高手,一般是不可能的。在文学史上就有这样的探索的流派,比如明末的竟陵派,他们走悄怆幽邃那一路,文字上也追求僻冷,以与前七子、后七子等拉开距离,他们推动了文学的前进,但自己真正能留得下的名篇,却并不太多。我以为八十年代的探索作品,也有相似之处。

即以儿童文学界的梅子涵的作品为例。我认为梅子涵的创作中曾有过一个重要的阶段,可以他的《男子汉进行曲》为代表,时间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这时他产量很高,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在这一阶段,他把内在的生活积累与所要表现的人物,把成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儿童的心理、儿童的接受能力,结合得甚为完美。而当时的文坛(包括 领域),更注重的是“突破”和“探索”。我曾研究过那一时期的文学气氛,我发现,真能在那时走红的,是三类作品,即在思想上有“突破”,能引发轰动效应的;在艺术上有“探索”,让人觉得形式新奇无比的;或者内容和形式都落入流俗,但能抓住人,能拥有大量读者的。这三者之外的真正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“人的文学”,即那些厚实隽永、拥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,却很少有人喝彩(我曾把这些观点写入我的一本《逃出“怪圈”》的小册子)。这在中国,本是正常现象,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能冷静待之。比如 界的汪曾祺、林斤澜等,就都在度过一个很长的阶段后,获得了普遍而极高的赞誉。而梅子涵渐渐和几位很活跃的“探索型”作家走到一起,当然他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创作个性,他选择了自己最为欣赏的塞林格的路子,刻意将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叙述节奏融入自己的创作。他写出了《我们没有表》《双人茶座》等一批作品,时间大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。不能说他的这些探索作品不成功,但我以为,与他的上一阶段相比,他这一时期的创作,离儿童远了,离儿童的审美习惯远了,与他自己内在的真生命,也有了一定的疏离。我以为,这就是代价。

当然,后来梅子涵又有了新一轮的探索,那就相当成功了。最初的转机出现在1995年,他的散文《玩的暑假》一反前一时期相对晦涩的风格,对儿时的暑假的游戏历历如数家珍,透露了他立志“变法”的端倪。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《曹迪民先生的故事》,津津有味地诉说着初入学的少年曹迪民的尴尬故事(包括在教室里小便那样的特大洋相),却非但没有一点“教育”的意思,反而处处伴随着一抹愉快的欣赏的笑意。这篇大出人们意料的作品获得了普遍的喜爱和好评。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,他写出了《李拉尔的故事》系列(北京出版社)和《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》系列(新蕾出版社),他兴趣盎然地追求一种曾被周作人称为“有意味的没有意思”的风格。这些充满童趣的作品,其实是一种特殊的“纪实小说”,它们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。我简直不相信谁能编得出这样的故事。梅子涵在这些作品中,真正找到了自己,或者说,找到了最完整最独特的自己。

这一次的探索,和以前的区别在哪里呢?我以为,最关键的,就是从自己出发,从自己的生活积累出发,这不是跟着别人创新,也不是刻意要模仿谁,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探索,是水到渠成的。[NextPage]

或者也可以说,真正成功的探索(创新),它往往是一件事情的结果(它可以是“无意植柳柳成荫”),而往往并不是一件事情的开始或出发点(那很可能就是“有心栽花花不发”了)。

最近,我读了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萧萍的两篇近作:《八月的圣诞节》和《演出啦,又演出啦》。我非常兴奋,我觉得这是两篇真正的杰作。两篇都与汶川地震有关,但一点没有要配合什么或宣传什么的痕迹。据说,这是两篇“创新”的作品,已被称为当下的“探索文学”。我对此颇感不解。是的,你可以说它是创新,因为在《演出啦》这一篇中,结合了童话的形式、剧本的形式和诗的形式,其中的“导演提示”还起了很大的作用,但归根结蒂它还是小说。然而《八月》那一篇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形式的探索。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它们成为好的纯文学!不管有形式探索也好,没有形式探索也好,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,第一位的,是要能打动我,给我以充实的丰满的审美感受,让我真正体验到其中的美,体验到其中的人生意味。而我确实体验到了。

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探索、创新,其实是一种内在的需要,一种创作时不得不出现的突破;并不是非要体现自己在突破什么,非要“拗一路”。

真正的最好的探索,应该是:不这样写,就写不到最好。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写到最好!

一个作家,如果没有这种必须要写到最好的艺术追求,那我以为还是不能算作真正的作家的。

相比之下,以前萧萍的探索,包括她的很有影响的“卜卜系列”(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),我个人认为是并不成功的。因为那离她自己太远了。她身上幽默细胞本来就不是太多,她的创作上的抒情性因素远大于其幽默性,她仿佛是跟着梅子涵等人的创作路子在往前走,而又没有写那一类特殊的“纪实小说”的生活库存,所以,艰难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。

而眼前的这两篇新作,把萧萍内在的关于诗(她的儿童诗写得很好)、戏剧(她是戏剧文学的博士)、童话(她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童话的研究)的艺术积累全部调动起来了,同时,更重要的,是调动了她的生活,调动了她对于灾区孩子的感情,对于灾后心理问题的理解,等等。这样的创作,这样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的创作,不管算不算探索吧,我以为,正是现在最需要提倡的!

(实习编辑:魏巍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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